\u00A0\u00A0\u00A0 “惟聲出于實體者正半相應,故將其全體半之,而其聲仍與全體相應也。至于空積所出之聲,則正半不應,故將同徑之管半之,其聲不與全體相應,而成九與四之比例。”
這是1878年《格致匯編》第7卷上發表的《考證律呂說》一文,3年后,該文被譯成英文,以“聲學在中國”為題,被英國著名科學雜志《自然》(《Nature》)刊載。
該文通過實驗推翻了著名物理學家約翰·丁鐸爾在《聲學》中的定論,糾正了伯努利定律,被《自然》編輯贊為“非常出奇”。
據學者姚遠考證,這是當時中國科學家在《自然》上發表的第一篇科學論文,也是唯一一篇。作者徐壽是中國近代化學啟蒙者、近代造船業的奠基人、化學元素的中文定名人,他一生翻譯大量科技著作,還是最早提出“中西醫匯通”的人。
徐壽為中國科學事業作出突出貢獻,卻因未考上秀才,長期被邊緣化,甚至以匠人身份見用。
科學家曾是“賴學精”
1818年,徐壽生于江蘇無錫縣橋社崗里村,字生元,號雪村。
有說法稱徐壽出身“農民家庭”,實非。據其好友華蘅芳之父華翼綸載:“(徐壽)曾祖諱士才,祖諱審法,父諱文標,世為望族。”
徐審法“長耕讀,外兼理商務,勤儉持家,家以日裕”。徐文標“明理學,行坐不茍”,可惜27歲便去世,其時徐壽僅5歲,母宋氏將其撫養成人。
據徐壽后人徐鄂云記,童年徐壽是“賴學精”,借口家塾教師水平差,經常逃學。10歲時,母親將徐壽送到鎮上讀書,徐壽學習態度大變,走上“幼嫻貼括,習舉業”之路。17歲時,徐壽的母親又去世。
因生計無著,徐壽靠修理農具、樂器等維生。一次,他去縣城修一架七弦琴,華翼綸旁觀,頗有愛才之心,將徐壽邀至家中,介紹給正研習數學的大兒子華蘅芳和二兒子華世芳。徐壽從此對科學產生興趣。
徐壽曾參加科舉,未能通過童生試,此后“遂專究格物致知之學”。
22歲時,徐壽在座右寫下兩銘,一為“不二色,不誑語,接人以誠”,一為“毋談無稽之言,毋談不經之語,毋談星命風水,毋談巫覡讖緯”。
第二年,徐壽原配盛氏因病去世,二人育有一子(徐建丑),徐續娶韓氏。
不久,徐壽與華蘅芳來到上海,拜訪近代著名科學家李善蘭,李當時在西洋傳教士開辦的墨海書院當譯員,該書院翻譯出版了一些科技教材,徐壽大量購入,回鄉自學。
研制中國第一艘機動輪船
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,兵鋒很快波及江浙。1860年陰歷四月,兩名亂兵闖入徐壽家,索要“銀餅”(即銀圓),未能如意,便舉刀砍向徐壽后頸,“頓時辮子成兩截,皮開三寸,流血雖多,幸未喪命”。兒子徐建丑上前奪刀,反被斬斷右臂,落下終身殘疾。
經此波折,徐壽決心離開家鄉,恰好駐扎在安慶的曾國藩延攬,便前往投奔。
曾國藩曾“眼見洋船上下長江,幾如無日無之”,“常常四更成眠,五更復醒,念(洋人)縱橫中原,無以御之,為之憂悸”。
當時一枚12磅炮彈需30兩白銀,1萬發子彈需16兩白銀,曾國藩認為,與其花冤枉錢買洋炮、兵船,不如延攬技術高手,自行試造。
初次見面,徐壽與曾國藩相談甚歡,在曾支持下,徐壽與二兒子徐建寅等人用了四年時間,花費白銀8千兩,研制出我國第一艘機動輪船,即“黃鵠號”。此前20年,龔振麟曾研制出一艘小輪船,但沒有蒸汽機,只能用人來推葉輪。
據1868年8月31日上海《字林西報》報道:“黃鵠號”載重僅25噸,所用材料“均由徐氏父子之親自監制,并無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助。”
“黃鵠號”的成功令清廷振奮,賜予徐壽一塊“天下第一巧匠”匾,但曾國藩對“黃鵠號”的評價是“行駛遲鈍,不甚得法”。此后徐壽又參與了操江、測海、海安等兵船制造,噸位不斷增加,技術亦有精進。
“黃鵠號”引起轟動后不久,徐壽上書曾國藩,建議四事:一是開煤煉鐵,二是自造大炮,三是操練水師,四是翻譯西書。
曾國藩很快回信,斥責“來稟所陳,似多出于揣度之詞,未得要領”,并逐條批駁。信末教訓道:“該員等此番赴局,宜遵諭專心襄辦輪船,能于一年之內趕速制成一二只,乃為不負委用。其輪船以外之事,勿遽推廣言之。”
曾國藩待徐壽不薄,任他為“主簿”,但給徐開的是“工資”,而非官員才能享受的“俸祿”。在曾國藩看來,徐壽無出身,只是匠人,應召之即來、揮之即去,怎敢謀劃全局?
據學者李長莉鉤沉,1890年張之洞辦湖北鐵政局時,千方百計請徐壽的兒子徐建寅出任會辦,主持制造,不久,徐建寅請求張之洞為父親徐壽立祠,并交國史館立傳,以表彰其貢獻,張卻大為不悅。
徐家父子的遭遇體現出當時主流對科技的蔑視。
徐壽見曾國藩動怒,便轉求江南制造局會辦馮俊光、沈寶靖,希望多譯西書,得到二人支持,允許他“小試”。
徐壽與徐建寅與西洋傳教士合作,譯出《汽機發軔》、《金石識別》、《運規約指》等,贏得專業人員的一致好評。見有成績,曾國藩也改口說:“該局員等殫精竭慮,創此宏觀,實屬卓有成效。”請皇帝予以獎勵,并正式成立翻譯館。
三代人譯著700多萬字
在翻譯館,徐壽與比自己小21歲的傅蘭雅緊密合作。
傅蘭雅是英國人,出身貧苦牧師家庭,少年時向往中國,被同學挖苦為“傅親中”。1861年,傅作為傳教士被派到中國,一待就是35年,他逐漸意識到現代科學對中國的重要性,遂退出教會,全力翻譯西書,他說:“余居華夏已二十年,心所悅者,惟冀中國能廣興格致,至中西一轍爾。故生平專習此業而不他及。”
在翻譯館中,傅蘭雅參與翻譯的西書多達“十之六七”,因合作者寥寥,傅曾嘆息說:“考中國古今之人性,與格致不侔。”徐壽是中方唯一長期堅持譯書的學者。徐壽發表在《自然》上的論文,就是傅蘭雅譯成英文的。
據學者徐泓統計,徐壽一生共翻譯26部西書,加上專論、校書等,共計290萬字。徐建寅則譯著24部,加上專論等,共計170萬字。徐壽的三子徐華封譯書4部,校書8部,共計219萬字。徐建寅的兩個兒子譯著亦達60萬字。三代人加起來,多達740萬字。
在徐家譯書中,72%是科技著作,11%是兵工著作,徐家父子被尊為中國近代科學之父。(翻譯館在堅持45年之后,卻因“既非目前需要,且所譯各書,又不盡系兵工之用,自應一并停辦,以資撙節”,被段祺瑞關閉。)
這些譯書流暢、易懂,時人稱,日本特意派人來華求購,致中日在科學名詞上彼此相通。
1874年,傅蘭雅與徐壽聯手創辦格致書院,是一所完全新型的近代學堂,傅蘭雅曾說:“徐先生幾乎是集中他的全部精力在募集資金……當他清光緒四年接任司庫職務時,書院負債1600兩銀子,此后,他曾募集7000兩銀子,用以償還了全部債務。”
1876年,徐壽撰成《醫學論》一文,對傳統中醫提出批評,稱“中醫徒講陰陽、五行、生克,為空虛之談也”。
徐壽擅長中醫,1862年時,著名詩人吳大廷患腸秘病,經徐治療得以緩解。
徐壽批評中醫,因他閱讀了傅蘭雅、趙元益的《儒門醫學》,有感而發。
在文中,徐壽寫道:“西醫用聽法以知心肺之病,華人未習其法也;用器以測肺之容氣多寡,定人強弱,華人未有其器也;以化學之法以分溺中之各質,華人習化學者甚少也。”
當時有人說西藥多用金石,藥性酷烈,不像中藥多用草木,徐壽反駁說:“西國藥品約二千八百余種,金石居其二,草木居其八……何必震驚乎金石而不用哉!”
徐壽并不全面否定中醫,而是主張“中西醫匯通”,他的文章體現了清代中醫實證派與內經派之間的分歧。
實證派強調療效,尊奉《傷寒雜病論》,不愿討論陰陽、五行、生克之類,名醫葉天士等即屬此派。清末名醫王清任在傳教士的幫助下,畫出了中醫歷史上最準確的人體解剖圖,贏得美譽。
內經派有完密的理論體系,尊奉《黃帝內經》。